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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赔偿金的分割有讲究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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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随着死亡赔偿制度的健全完善,赔偿权利圈内的人在得到义务人赔偿后往往就受赔财产的分割产生争议,其中,特别是在死亡赔偿金的主张上,更是各抒己见,触斗蛮争。面对这类纠纷现实,司法实务在现行规则框架下极尽调整之能事,调动一切排解手段平息这些悲怨交加的争端。但因可供适用的细化规则有限,终未能在曲尽其当的意义上形成一个具有指导根据的价值判断定位。相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随意现实却不乏存在,让人感到迷惑。为此,试结合实例厘析这一现象,以期找出一条明晰的指导思路。

问题的引出:

钱某不幸被车碾压致死,经与赔偿义务人协商,其妻儿、父母得到共计60余万元赔偿,除支出后余款40余万元。受赔权利人即自行予以分割处理:父母、儿子属死者生前扶养人,参照被扶养人生活费规定父母各分得7万元,儿子分得5.6万元。剩余20多万元作为死亡赔偿金由与死者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和儿子享有。按此方案分配后,死者父母持异翻悔,起诉要求与儿媳和孙子平分此款。儿媳和孙子不从,拒绝原告再分剩余款项。

对此争议,审判法官意见迥异,有的认为原告请求合法,无由阻却其参与平分死亡赔偿金的权利;有的认为原告分得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再分死亡赔偿金不当,有损死者配偶和儿子,显失公允……

相关制度回顾:

从以上争议中可以看出,以简单归论的方式是难以满足这一议题要求的,需要在现行制度中去寻找答案。

我国现行人身损害赔偿规则从民事侵权责任制度中走来,一路经历了从无到有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直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施行,该赔偿现实才在规则意义上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制度。《解释》在总结多年实践的基础上,从权利保护范围、赔偿关系主体以及赔偿内容等方面统一了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赔偿请求权人以及请求内容等存异问题,不仅克服了此前长期存在的多样标准现实,而且顺应了审判实践对这些模棱问题的适法需求,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周全性和可操作性。但是,由于受立法吸纳的一些尚不为所有司法者熟知并理解的机理因素和永不满足的社会需求因素影响,司法实践中的适法需求仍未在穷尽所需的意义上得到满足,尚存一些疑难拐点。前述死亡赔偿金分割纷争引出的问题即属这类例证。为此,有必要带着问题回到立法本意中去寻找答案,方可印证现行制度是否能够覆盖这一些问题。

《解释》颁布实施以来,理论界不乏对其解读,其中,对死亡赔偿制度的阐释尤为周祥。但是,由于该制度的演变跨度较大,与原有规则的衔接也趋曲折,故在司法实务环节尚存学用脱节现象,以致不能得心应手地对应现实需求,甚至出现前述不知所从的迷惘。为此,有必要结合立法理念重温这一制度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以便帮助走出困扰。

《解释》对死亡赔偿金现实的突破性规定大致可作如下概括:一是对赔偿权利主体的定位,根据“公民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民法原理,将之定位在死者近亲属范围;二是对消极损失赔偿范围的定位,根据“继承丧失”理论,将之定位在拟定减少的家庭整体收入的范围;三是对赔偿项目和标准的定位,根据侵权损害导致的后果现实,将赔偿项目按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分类立项,并采取差额赔偿与定型化赔偿结合的方式确定各赔偿项目赔付标准。此外,还设定了计赔标准时间、定期金赔偿等新制度。

以上内容中所涉及的消极损失理念和定型化赔偿标准当为死亡赔偿制度的解读难点,关系到一些较为陌生的立法机理和适法甄别问题。消极损失概念源于损害事件给受害者造成的未来收入损失事实。《解释》根据我国实际并借鉴国际成熟的立法经验,对人身损害造成的损失按积极和消极性质予以界定:积极损失是指现实财产所遭到的减损,针对的是因治疗和生存(伤残者)等现实产生的支付需求,如医疗、护理、残具等费用;消极损失则指因损害导致的可望收入的减少(伤残者)或丧失(死亡者),针对的是未来收入的损失,如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扶养人生活费等就属填补这类损失的赔项。就死亡赔偿而言,其消极损失的弥补主要反映在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死亡赔偿金上。《解释》在传统民法着重强调填平积极损失的制度基础上,引入了继承丧失说理论,把原来备受排斥的死者在存续生命状态下可能给家庭带来的收入部分纳入损失范畴,突破了原有法律偏重于具体的、直接的、积极的财产损失赔偿局限,使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得到相对公正的司法救济。以受害人死亡必然导致家庭整体收入减少为学术根据的继承丧失理论在主张对受害者给予相应救济的同时,还对“减少”标准的确立提出见地,认为死亡受害人的收入除自我消费外,多数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积累,其比例约为12,即自我消费约占1/3,家庭占2/3。据此,《解释》确立了以下一些贯彻此理念的规则:一是对家庭收入损害的赔偿立项为死亡赔偿金,以此与精神抚慰相区别;二是设立了定型赔偿与客观计算相结合的赔偿标准,即以职工人均工资为基准,选择约占人均工资2/3比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立项为计赔标准,并以20年固定赔偿年限为计赔时间,量化受损家庭收入数额;三是兼顾新、旧法律的和谐协调,对死亡赔偿内容进行改良调整。按照上述继承丧失理论,死亡赔偿金指向的是死者家庭可望收入的损失,并按拟定的死者生前的年收入水平计算,其对应填补的利益当然包括家庭消费、积累和扶养负担等内容,理应吸收与其性质相同的赔偿项目。然而,我国民法确立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赔项不仅属由来已久的立法,而且被吸纳进许多单行法律制度中,为了维护立法和司法解释之间的和谐统一,《解释》在确立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同时,保留了被扶养人生活费赔项,但在计赔标准上将其限制在平均生活费范围(城镇居民称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称人均纯收入),且在赔偿对象、年龄和年赔偿总额等方面另有限制,将之严格定位在职工人均工资的1/3范围内,使其免成一项与死亡赔偿金并驾齐驱的赔项。

问题剖析:

试以上述立法精神和指向指导前述案件,即生茅塞顿开的感觉。针对原告平分死亡赔偿金的请求,着重需要解决的是该不该分和怎么分的问题。根据《解释》对赔偿权利人和赔偿项目的定位,原告当属同时具有扶养受偿和死亡赔偿金受偿权利的权利人,故其参与分割死亡赔偿金的请求合法,依法应予支持。但原告同时提出的平分请求却于法不合,存在以下冲突:一是原告作为被扶养人已经参照扶养赔偿规则超额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又参与死亡赔偿金分割当属二次分配,因死亡赔偿金和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机理是一致的,都指向受害者被受减少的家庭整体收入,具有重复赔偿性质,故同时享有两项受赔权利的近亲属对获得的赔偿财产占有额外分割优势,如果对此额外因素忽略不计,则必然在占有受偿财产总量比例上形成多占差别。这种缺乏受偿机理支撑的差别对其他赔偿权利人来说当为不公,打破了受偿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本案死者的妻子就因不属法定扶养对象而未得扶养赔偿。二是同属死者近亲属的权利人往往并非都共同居住生活,其父母通常处于独立生活状态。这一现象与赔偿理念相关联,导致赔偿权利人与赔偿财产之间的联系差别。根据《解释》吸收的赔偿机理,未与死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其受到的直接损害当以应有的扶养利益为表现,至于其他预期利益则从继承丧失理念上去吸收。与死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则不同,其与用以填补受损家庭整体收入的赔偿财产形成全方位的直接联系,涵盖扶养负担、消费所需、家庭积累等因素,较未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更为直接,理应承认这一差别。本案死者的父母就属独立生活的近亲属,其赡养一直由三个子女负担。三是与死者共同生活的子女、配偶往往涉及未成年人抚养和实际存在的特困扶养问题。众所周知,法律规定意义上的扶养赔偿与未成年人所需的实际抚养负担之间是有较大落差的,远不能满足未成年人抚养所需,故在有限的财产分配中,往往需要优先考虑这一因素,偏重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至于确属体弱多病或劳动能力有限的丧夫配偶,也应从保护弱势妇女的角度给予必要照顾,偏重分割死亡赔偿金。本案与死者共同生活的儿子和妻子就属这一情况,儿子是正在就读的初中生,妻子无业且带残疾,其现实别无其他可依可靠的生活出路。

由此可见,本案原告提出的平分死亡赔偿金请求确有不当,当以差额分割思路予以修正,即可考虑参照已经受偿的被扶养人实际占有的份额,填平丧夫配偶受赔空缺,在同一扶养受偿条件的基础上,还需优先预留未成年人一定数额抚养费后,再行平均分割死亡赔偿金,甚至还可适当多分给丧夫配偶,以示对其照顾。

以上司法实务思路,不仅对当前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现实具有启发指导作用,而且对工亡纠纷的处理也可提供参照,因其貌似不同的赔偿规则后面具有相同的立法机理,具有一脉相通的特性。